，全县马铃薯年产量在–万吨之间，其中外销量在万吨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马铃薯是XX县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广大山区人民既靠它解决吃饭问题，又靠它解决花钱问题。
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马铃薯作为第一大支柱产业，是随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市场调节作用逐步形成的。在一九九六年以前，马铃薯播种面积还一直徘徊在万亩之前，当时播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还是小麦，据19xx年XX月份调查，XX县北部干旱山区种植马铃薯每亩净收入XX元，而种植小麦每亩净收入只有XX元，种植马铃薯的效益是种植小麦的倍。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XX县历届党政部门领导和相关部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积极合理地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农业部门在每年下达农作物播种指导性计划时，逐年扩大洋芋播种计划面积，使马铃薯播种面积从19xx年的万亩扩大到20xx年的万亩，增长了万亩，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也由%上升到%。因此，气候条件影响，市场经济调节和政府积极引导共同促成了XX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马铃薯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基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XX县种植的洋芋主要品种为X薯1号和小白花，其中X%为X薯1号，且该品种在当地有近20年的栽培历史。由于该品种长期没有更换，使洋芋品种退化严重，病毒病、晚疫病、旱疫病和环腐病等病害严重，产量急剧下滑。从19xx年开始，县上开始从XX县省农科院脱毒马铃薯繁育中心基地陆续调进X薯8号、X薯1号等洋芋良种多万公斤，群众也通过多种渠道从等地购买和兑换洋芋良种，缓解了洋芋品种退化严重的现象，改变了洋芋品种单一的状况。为了从根本上改变XX县洋芋品种落后的现象，从20xx年开始，XX县农业局积极与前来XX县帮助扶贫的XX企业驻X代表处合作，共同开展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工作，开创了XX县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工作的新纪元。至20xx年，该项目共投入资金XX万元，其中X方投资XX万元，县自筹XX万元，在县农业局建立了副科级事业建制的县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中心，组建了脱毒马铃薯组培室、日光培养室，在园艺场建立了脱毒马铃薯引种、试验示范和培育基地，共有脱毒苗培育原原种日光温室座，XX亩，原种培育防虫网棚XX亩，一级种繁育田多亩，购置了拖拉机、挖掘机、喷药机等全套的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修建了能存贮吨种薯的贮藏库一座，在周边地区与当地农户签订协议，建立了约XX亩的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20xx年全县脱毒马铃薯良种种植面积达到万亩。
二、主要实用技术推广情况
当地洋芋栽培主要采用沟垄种植，采取种二空二、种一空一等模式，由于农民逐渐偿到了新品种和科学栽培管理所带来的甜头，加上农技人员的努力推广，耕作管理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测土配方施肥、叶面追肥、合理轮作倒茬、药剂拌种、土内施药、地膜覆盖、推广应用脱毒良种等科学实用技术的应用率逐渐提高，平均每年推广各类农业实用技术万多亩次。
全县洋芋生产目前仍处在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总体科技应用水平比较低下，耕作管理相对粗放，洋芋作为一种高产作物，其增产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而通过品种改良，科学配方施肥和精细管理，其至少还有20-50%的增产潜力。
三、开发利用情况
随着洋芋种植面积的扩大，全县多万吨洋芋产量中，外销量在-万吨之间，洋芋产品的运销，带动了一大批当地农户，依靠贩运洋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收购网点遍布全县山区XX个乡镇，全县有3多户农户长期贩运洋芋，有较大规模的贩运户XX户，其中以沿岭乡农民张兵创办的“XX省洋芋运销公司”规模最大，年销售洋芋万吨，销售收入XX万元，将洋芋运销到青海、新疆、广州、上海等地，为洋芋打出了品牌，树立了形象。XX县洋芋龙头企业除有XX乡的“XX省洋芋运销公司”外，还在本县的XX镇和XX乡各建立了一家洋芋淀粉加工厂，年加工精淀粉吨左右，预计消化吸收洋芋万吨左右，除此之外，附近再无洋芋产品加工企业。
，防虫网棚面积达到XX亩，平均每年需投入培育制种和示范推广经费XX万元。在生产目的上要打破小农经济的思想，发展商品薯基地，通过精耕细作和病虫害防治，努力提高洋芋产量和质量，力争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脱毒马铃薯新品种的繁育推广，一方面提高单产，一方面利用我县高海拔、气候较冷凉的特点，力争把我县建成全州的脱毒良种繁育基地，为州及等地提供洋芋良种，增加群众收入。在全县建立洋芋良种繁育基地万亩，至末期，每年为本县及周边县市提供洋芋良种万吨。深度发展上要建立自己的洋芋加工大型龙头企业，使洋芋在当地就能被加工转化增值，以提升市场价格，增加种植效益。由政府鼓励和领导扶持，兴建洋芋加工龙头修企业2—3家，年加工转化洋芋鲜薯万吨左右，加工转化率达到20—25% 。
中国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必须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是要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七、关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认识
近年来，我国普遍出现了农业投入大、成本高、产出低、交益低、农民收入少的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业结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目前，我县农产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虽然农业生产区域化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普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国家用于“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层政权运转、教育文化、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大多需要由农民来负担，向农民取得过多，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城市化程度却只达到37.7%，比2019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还要低10.3%。我国目前人均GDP仅有9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我国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2019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份额仍高达50%。第一产业与非农产业人均创造GDP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9：1扩大到2019年的5.2：1。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必须以从根本上改变处理国家与农民利益分配关系为指导思想，必须改变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加速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帮助和带动作用。
近几年，在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连续减少的背景下，平均的农民纯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低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在增长。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发育要素市场和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当前要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等突出问题。要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工作等，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目前，党中央和国家都很重视，要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多次召开重要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重树起乡镇企业发展大旗，重新规范理顺乡镇企业发展道路，重新认识乡镇企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地位和发展趋势。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镇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减少农民。中国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必须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是要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从长期看，应当允许农民自主选择。这样有利于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