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以下是由第一范文网PQ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庆七一演讲稿医院，欢迎大家学习参考。
庆七一演讲稿医院(1)
“你幸福吗?” 这句时尚而简单的问候，给我们带来深深地思索。它终究没有标准答案，幸福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体味。我们常说“工作着，快乐着。”工作让我们付出了艰辛，收获了幸福和快乐。不管你选择什么职业，它会融入到你的生命中，默默的陪伴着你，也许它是人一生中的唯一的一次选择，它会时刻记录着我们成长中的点滴，时刻让你感受成功与失败。仔细想一下，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源泉，衣食住行离不开它，工作的时候，结果好才是好，家庭生活中感觉好就是好，那么当结果好了的时候，感觉不就会更好吗?所以当你不再去抱怨，不再为别人的不理解而困惑，而是为当初选择的这个岗位感到自豪，为工作中被你攻破的一个个困难而激动不已，觉得你是在工作中不断创造价值的时候，我认为幸福的答案也就有了，职业精神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检验工作者，首先需要在自己的专业技术方面做到精益求精。检验工作者的职责是为临床大夫提供最可靠的诊断依据。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些小小的数字，简单的阴性阳性，也许一个小数点的错位，一个阴性阳性的错位都会给病人带来不可知的恶性后果，所以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最深刻的体现。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要兢兢业业，钻研技术，提供出准确的检验结果，更好的指导临床诊断。都说术业有专攻，为了提高技术，不只是平常工作实践积累和书本学习，我们还积极地与临床做好业务上的沟通，除此之外，主任还派我们到全国各大医院进修学习，使我们的业务知识与工作理念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个的检验标本，根据主任的要求，我们会将每个报告用最快的速度最准确地发出去，让病人在最早的时间拿到报告去诊断，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很多，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病人，我们的采血时间截止到 10:30-11:00，我们的检验报告要在2:00之前发出，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存在午休时间，也没有吃饭的时间。当每天我们的午饭2:00开始的时候，尽管饥肠辘辘，但我们毫无怨言。坚持一两天容易，七八年一直如此，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优秀的职业精神。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团队精神对于医院整体和每个科室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就需要团队共同协作。主任也经常教导我们对内团结，对外沟通，并且以身作则。在我们检验科内部，多数标本都不是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而是各小组共同协作完成。我们在主任的带领下，团体协作从未出现纰漏，窗口忙的时候，其他同事都会先帮着窗口抽血，不让病人排长队;收取标本者也是给每个专业组分好，以节省时间。我们也很注意与其他科室的协作与沟通，当遇到检验结果不符的情况，我们会和临床科室主动联系，以查清原因。科里的同事在上夜班的时候，碰到产科抢救病号，需要大量输血，我们会亲自把血送到病人身边。看起来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做好了，大家拧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团队精神也就体现出来了。
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工作的宗旨就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病人不仅需要解除身体上的病痛，还需要得到我们医务人员的关爱。服务意识是医务人员职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每个医务人员服务质量的好坏都会影响到我们医院的整体形象。尤其我们是个窗口科室，对他们多一些微笑，多一些温暖的话语，告诉他们下一步去哪里检查，认真解答他们的疑问，像亲人和朋友一样对待每一位患者，让他们满意地笑着离开我们的窗口，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患者也就建立起了对我们的信任。
我相信，只要我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吸取前辈们的优点，忠于职守，努力学习，终会在平凡的岗位中创造最佳的业绩。我热爱我的岗位，因为我能在工作中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尊敬我的职业，因为这是一份传递爱的事业。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医院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庆七一演讲稿医院(2)
1938年6月，我刚刚从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在那一天，我在长沙聆听了共产党人徐特立的演讲：“青年学生们，到西北，到延安去，保卫和建设我们的大后方。”徐特立的演讲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正在徘徊之中的我，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
1942年9月，我来到兰州，自己动手创办西北第一所高级护理学校。从此我一直从事护理事业，直到全国解放并担任西北高级护理学校校长。记得一次彭德怀同志问我入党没有，我回答：“成份不好。”彭老总笑着说：“我们党讲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个人表现嘛。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你的。”一句话，使我为之奋斗了一生，也为此追求了一生。
1952年7月12日，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
不久，中华护理学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你姓黎，还在西北工作吗?西北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从总理的话语中，我又一次获得了力量。于是，我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
“文革”开始，我被关进了“牛棚”。我也曾想了却一生，可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话，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回到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再次向党组织倾诉了自己的心愿，递交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
1978年7月1日，当我61岁时，夙愿终于实现了。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眼含热泪。
我有68位亲人在海外，只有父亲的坟墓和我留在国内。我虽然独身，可并不孤单，逢年过节，学生们总要和我一起吃顿团圆饭。80岁那年，我荣获全军第一个“南丁格尔奖”。如今我已立嘱身后将遗体供医学研究，再为党作最后的一点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