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强制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保障，国家没有税收作保障，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税收因为要将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或一部分既得利益从纳税人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涉及到单位特别是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这就要求赋予征税权力的税务机关必须切实履行税收政策，公平、公正执法。如果税务机关执法不公，不仅不能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产生不和谐的因素;税收具有调节经济的重要职能作用，如果执行政策走调，就不能使税收调节达到预期的目的，也达不到经济和谐发展的要求;作为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的权力，执法形象、执法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的是执法效果，如果执法不文明、执法违法，只能加剧社会的不和谐。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营业税起征点对越是贫穷地区越是实行低标准，似乎是在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状况、经营利润的空间要好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上，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弹性，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调，标准执行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贫穷的地区标准要高;对资源税中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税源基础薄弱的省份当然不愿放弃合法取得财政收入的机会，连“毛石、沾土”等都要实行“燕过拔毛”政策等等。税务处罚更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营造了弹性空间。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什么情况下免于处罚，什么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界定，除此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比例或额度内进行自由裁量。在执“罚”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与否、罚多罚少本应视其违法情节，却为当地经济环境所左右：对经济宽余的地区一般是实行不罚或少罚政策;对经济拮据的地方，执法机关也为了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处罚是“就高不就低”。如此一松一紧的不公正待遇，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身处劣势的贫穷地区更加举步维艰，而身处得天独厚条件的富蔗地区还要“放水养鱼”，必然“筑巢引凤”， 外来投资一边倒。“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大“城乡差距”。
二、政策执行的不公正性。依法征税是税务人员的天职，但“征税”在有的时候难以做到“依法”，其中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1、税务人员“面情”观点严重，法纪观念淡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依靠税务人员来落实，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而非真空中。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实现自我“超脱”。在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领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天下。虽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法律成了其个人行使权力的工具，“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知法犯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有的时候演变为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固定性”税收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律“灵活性”。如：税务机关内部人员的“私人税收”、“亲戚税收”实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因为“要合群”、“要兄弟感情”;对有头脸的政界要员的“沾亲带故”税收，则看其“脸色”和“管事”的大小行事，因为单位要“生存”、领导要“位子”，不得不“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的纳税人，要么“死缠硬磨”、耍狠施泼，要么实行“感情投入”，要么老老实实的听话。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税务执法人员总是铁面无私：严格依法行政、应收尽收、应罚尽罚。还有一类明智的纳税人：按规定履行义务、按规定享有权利，不惜代价请“高手”进行税收筹划。最终是“老实的、不懂政策的纳税人吃亏”。
2、地方行政干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但现有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地税机关，税务经费收入有求于地方、领导的任免地方有“建议权”，所以执法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极大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
